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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舍那
1
楼
一
浩荡静谧的伊、洛之水，将洛阳一分为二。
从洛阳市区到龙门石窟，就仿佛是在穿越时空的隧道：现代在这头，古代在那头，中原在这头，边疆在那头——人间在这头，而佛陀就在那头。
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阙之下，不知乎天下之大，伊洛之清。现代与传统在同一时空中默默相看。天上人间。一时间得意而忘言。
位于今洛阳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石窟，本着“南朝北市”的都邑建筑原则，与今天的洛阳市隔伊水而静静相望。石窟现存窟龛2345处，佛像10万余尊，雕刻碑记不计其数。
龙门石窟于公元493年——也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，由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开凿动工，而这个浩大的工程，一直延续到唐代。龙门石窟、云冈石窟这两处伟大的人类文明遗产，其实都始开凿于北魏。
创造了石窟艺术的北魏拓跋氏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鲜卑王朝。东汉时，鲜卑有东、西、中三部分布于中国北方，而拓跋氏，乃是西部鲜卑最重要的一支。鲜卑的种族问题非常复杂，而其中尤其又以拓跋这一支最为传奇。
《宋书·索虏传》称：“拓跋氏，其先汉将李陵之后也。”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称：“魏虏，匈奴种也，姓拓跋氏。初，匈奴女名拓跋，妻李陵，胡俗以母名为姓，故虏为李陵之后。”由此可见，所谓56个民族56朵花，其实无非是说我中华根本出于一脉，即使人种问题，说远也远不到哪里去——比如这白皮肤、深眼窝、黄胡子的鲜卑拓跋氏，其实是匈奴女子拓跋与汉将李陵及其部下的混血种。
“汉将归来虏塞空，旌旗初下玉关东。高蹄战马三千匹，落日平原秋草中”。李陵，汉武帝时名将李广之孙。自汉击匈奴以来，李广战功卓著，名满天下，匈奴“单于素闻广贤，令曰：‘得广必生致之。’”
然而，尽管匈奴单于朝思暮想、无时无刻不想招纳李广，乃至以封王嫁女来吸引这个人才，可李广一生在汉，其“职称”，却与其功业、成就乃至名声恰成反比。在汉武帝治下，李广恰恰因为其“常胜”，反倒尝遍了罢官免职，降职使用的苦涩，终其一生，与其说是“悒郁不得志”这句话的最佳历史注脚，不如说更是一个毕生背负着耻辱的十字架，踯躅而行的常胜将军。
当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、无尺寸功劳的混混，乃至部下纷纷爬到了自己头上，永远也提不上 “职称”的李广，亦不能不倍感世界之荒谬，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命相不吉，遂自我解嘲：“曰：‘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，而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，而广不为后人，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岂吾相不当侯邪？且固命也? ’”——每读《史记》至此段落，则不能不为李将军之“天问”扼腕叹息。李将军的幽灵，千百年来彪炳着汉文化的阴暗面，是一个令天下仁人志士为之寒心的故事 ——读来至今令人感到彻骨的寒冷。
故李广含冤自杀后，“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，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无老壮皆为垂涕”，司马迁亦感叹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，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也。
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，乃至敌人和对手的尊重，却被当世所污辱、蔑视，惨遭冷遇。埋头苦干者在历史上没有好下场——此鲁迅所谓：没有天才的民族可悲，而有了天才却不知珍惜，而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民族，则无可救药。李将军的悲剧，其实是汉文化中最常见的悲剧，因此可以被称为鲁迅所谓“几乎无事的悲剧”，而唯其如此体现了人生之荒谬，方最有典型意义，这大概也就是司马迁所谓“虽小，可以喻大”的意思。
这就难怪真正懂李广的人，是另一个背负着耻辱度日的英雄——司马迁。司马迁不但赞叹李广背负耻辱愤然前行的壮举，而且通过附论李陵，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“敢于伏哭叛徒的吊客”，因为李陵——李广的嫡孙，却并没有李广那么想不开，而是以他的叛逆行动，反过来羞辱了汉家威仪，且终以此叛逆壮举，成就了对于汉家天下的历史报应，——“天问”过去是“离骚”，李陵叛汉，最终使得李家三代的故事，成为历史悠远的回声。
李陵与其父、祖同是旷世名将，他的命运与其前辈何其相似，而又完全不同。天汉二年秋，李陵随军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山，陵等5000骑被8万匈奴军重重围困，苦战8日，食乏而救兵不至。面对单于的大举招降，李陵想到的乃是祖父的悲剧命运，即所谓“胜亦有罪，败则当斩”，遂叹息一声“无面目报陛下”，留下一句千古讽喻，而拨马北投。
对待李氏满门名将，匈奴与汉家的态度果然有如此天壤之别：“单于既得陵，素闻其家声，及战又壮，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。汉闻，族陵母妻子。”——李家被灭门，其实就等于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，汉家天子此举，可谓赶尽杀绝不智之至，甚可谓愚蠢透顶。在司马迁看来，其结果，那就只能是将仁人志士，活生生硬逼成了“夷狄”。
李陵及其旧部400人，从此与匈奴通婚繁衍，最终成为后来的拓跋氏。数百年后，就是他们的子孙挥师南下，卷土重来，最终彻底埋葬了汉家宫阙。
二
中原四周的夷狄，往往混杂入被放逐、排斥出来的汉族精英，此为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暗含之讥，由此看来，清代刘逢禄一句名言——“中国乃一新夷狄也”，恐怕也并非是没有出处的凭空发明。
而按照陈寅恪的说法，儒家在贬斥夷狄为“禽兽”之时，却经常忘记了“禽兽们”的反叛和“疯狂”，经常是汉族中心主义恶性膨胀、中原政权残酷压迫造成的结果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甚至认为：即使是“安史之乱”中也有少数民族起义的成分。因此，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，不易过分夸大历史上中原政权的武功，因为这些武功，经常是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残酷的流血镇压之上。且如此耀武扬威，离儒家礼仪中国、礼乐之治的境界，那也差得实在太远，更何况汉之所以能够打垮匈奴，唐之所以能够战胜突厥，控制吐蕃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汉唐自身武力强大，咱汉家天子生来英明伟大，而实在是由于匈奴、吐蕃自身的内乱加上天灾，原有力量大为消弱，这才给了汉唐可乘之机罢了。
因而，陈氏进一步指出，所谓汉武唐宗以来的所谓旷世武功，很大程度上则是大汉族自己硬吹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纵贯历史的“夸诬之宣传文字”，——即为儒家所谓“夷夏之辨”的历史中心主义叙述而进行的宣传。
如果从民族混同的视野看，非但汉代时亚洲不是汉族的天下，即使“隋末唐初之际，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，而非华夏也”。而汉之所以能击垮匈奴，唐之所以能覆灭突厥，其主要原因，一是因后者境内天灾与乱政，造成内部分裂，二是由于其他邻近部族兴起，匈奴、突厥以及吐蕃等树敌太多，这才予汉族政权以可乘之机，否则无论汉武帝、唐太宗多么英武伟大，“亦未必能致如此之奇迹”。——何况就对李广、司马迁等所犯下的严重历史错误而言，那汉武帝也根本说不上什么英明，说到底只不过是恰赶上周围的对手较弱，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——周边环境条件有利于我，比较有运气而已。
历史不可以成败论英雄，中国历史更不能仅仅以汉族为中心进行叙述，而只有从多民族之互动去观察，如此方是所谓“多元的历史”，也只有这样的历史，才可以“近真实而供借鉴”。
实际上，中华民族几千年，其中少数民族所起的历史作用，真可谓是与汉族平分秋色。而且，少数民族之所以在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地位，也远不是儒家正统历史叙述自欺欺人所宣扬的，是由于他们以其“野蛮”，战胜了中原汉族之“文明”。恰恰相反——那些历史上曾经担当了亚洲大部民族主人的少数民族，于典章制度方面，其实并不逊色于中原汉族，而在宗教、建筑、音乐乃至兵制诸方面，不但经常超越于中原汉族之上，而且也曾经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。——换句话说，诸如当年鲜卑贤侄将其汉家大伯打得屁滚尿流，那当然也不仅仅凭的是兵强马壮拳头硬。——而灿烂的石窟艺术，就正是其文明成就的一个明证。
平心而论，历史上也不仅仅只有儒家才标榜一种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，因为历史中心论，这不过是以“统治民族”自况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，而近代以来的启蒙意识形态，又何尝不是如此“中心主义”。其中对于被压迫民族、被压迫人民之贬斥，亦往往表现为对于其文化能力之漠视，乃至由宗教、艺术、建筑一直怀疑到“国民性”。此启蒙历史观，一旦说到中华民族，往往是既无雕塑又无音乐，上下几千年，整个就是一漫长的“文明初级阶段”。在这一点上，近代启蒙精英，甚至比中国历史上的腐儒尤甚。例如自黑格尔以来，无数西方思想家言之凿凿，所谓中国文明幼稚肤浅，无法产生出欧洲式的时间和空间观念，这尤其就表现在中国没有产生出伟大的雕塑艺术。而希腊和罗马，正是以其雕塑艺术之辉煌，早早地、远远站在世界其他民族头上了。
受此定论影响，近代以来，无数神州士子，不惜舍近求远，群趋西洋受雕塑之学，毛泽东所谓“言必称希腊”遂成一时之时髦。当时的人们，也许真是被人家船坚炮利打毛了，自然谁也无暇去思索：那绵延于亚洲中部，古丝绸之路两边，遍及中国西北至中原山峦之中的灿烂石窟艺术，才是人类雕塑史上伟大的高峰，而其成就，又岂是小小一个希腊所能相提并论。而这石窟艺术产生的历史渊源，如果仔细说起来，就可以全盘修改欧洲中心主义的艺术史，实在也并非是夸辞。
简单地说，纵贯亚洲中心的石窟艺术的来源，主要应该是汉以降，中国与西亚大月氏文化交往的结晶。
公元前138年，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其本来目的，其实也就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，抄后路以解除西北方面对汉朝的威胁。而张骞此行，历时漫长，“战略合作伙伴”虽没谈成，倒把个“WTO”给搞定了，他众所周知的伟大成果，就是开通了出南疆、经大月氏到波斯、罗马的丝绸之路。而也就是在大月氏这个地方，汉代雕塑的风格与中亚佛教雕塑的精神，于是第一次会通起来，从而就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流派。
这也就是印度尼赫鲁所著《印度的发现》所指出的:正是“在这个地方，印度人接触了西亚人、月氏人、伊朗人、大夏－希腊人、土耳其人和中国人。各种不同的文化在此地相互交流而受影响。因此一个活泼有力的雕刻学派和绘画学派就产生了”。
说起当年这大月氏国之核心，当今的人们也许就不会陌生：此大月氏都邑，就位于今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之“白沙瓦”，——乃是今本·拉登埋伏、藏身、打游击之所在。故此处历史环境，当年黑格尔等启蒙精英可以不知，而今世界“先进文明之代表”们却不可不知也。
1950 年代中期，西方军事阵营为了扼杀新生的人民中国，乃通过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这个枢纽地区，将“东南亚条约”和“巴格达条约”这两个军事组织连接起来，并形象地称之为针对中国的“新月形反华包围圈”。故当年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，特别任命耿飙将军出使巴基斯坦，并以“汉之张骞通西域”，勉其不辱使命，要他努力完成“打破封锁，推开中国的西大门”的任务。——可见自古以来，这大月氏（今巴基斯坦、阿富汗地区）对于中国之安危，乃是何其重要。
而且，……
……
……
三
庄严美丽的大佛卢舍那，是龙门石窟的象征。
一花一世界，一步一佛陀。沿着高高的石阶徐步而上，当卢舍那一步步映入眼帘的时候，震慑之余，心中涌起的竟然是淡淡的哀愁与恬美。
卢舍那大佛，据说为唐武则天仿自己面容而建造，因此，她既是华夏唯一按照女性面容而建造的卢舍那佛像，恐怕也是世上最美丽的佛陀了。
而欲知道何谓“卢舍那”，那就必须先知道所谓“佛有三身”：即应身佛“释迦牟尼”、法身佛“毗卢折那”，以及报身佛“卢舍那”。而其间区别，权简述如下，以备多识者指正：
首先，所谓应身佛，乃根据释迦牟尼仪容所塑造，因此，说白了——她不过就是释迦牟尼的遗像罢了。而法身佛，乃“佛法”之人格象征物。她强调的是：释迦牟尼肉身虽逝，而佛法永存。既如此，法身佛“毗卢折那”作为佛法之人格象征物，就既保存了释迦牟尼的部分特征，又集中了当世面相的全部优点，所以应该说是世间完美形象之集大成。
而佛之“三身”之中，也只有报身佛“卢舍那”，才宣称“现世现报”，我即是佛，佛就是我，人人皆可为佛陀。而武则天以女人之身，不但敢于称帝，而且敢于称佛，更按照自己的形象建造庄严美丽之卢舍那——这在佛陀世界算起来，那也应该属头一份的豪举。
众所周知，佛教有大乘、小乘之分。小乘佛教，盛行“拜像”和坐禅，积极于个人的“解脱”。它认为众生在佛的指引下虽然得入涅，但最多也只能成为阿罗汉，而不能人人成佛，修来拜去，将来可以跻身佛界的，其实也只有弥勒一人。所以，小乘佛教专事烧香磕头拜弥勒。其在艺术上造诣不高，充其量也就是大造弥勒佛像，以供烧香磕头而已。而我们所谓“迷信”者，多指这一路中人。
而大乘佛教，则恰恰相反，它认为佛有许多化身——特别是：积下许多功德得入 “涅”的人，可以暂时不入，而是降下人世，普度众生。而且，任何人不必出家苦行，只要信仰虔诚，敬佛与菩萨，则人人皆可成佛。“顿觉眼前生意满，回首世上苦人多”——大乘佛教因此广泛传播佛生前无数次牺牲、为善的动人故事（一般称为佛本生谭），讴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独立人格，其对于佛教艺术特别是北魏以来的石窟艺术影响深远。从莫高窟壁画到龙门、云冈石窟艺术，充满了对佛陀苦行、苦节的生动感人的叙述，且夹杂入社会生活和人生斗争的描述。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画卷，才是佛教艺术最宝贵的财富，其中则渗透着舍身求法、为民请命的大乘精神，而这种精神，就远非小乘的独善其身、专事向弥勒佛像磕头请安所能比拟。
一般来说，魏晋贵族阶级所推崇的为小乘，而北魏之后，大乘佛教方成了一点气候。这就是鲁迅在谈到魏晋佛学时所感慨的：渺渺茫茫说教的成了主流，而舍身饲虎的反而成了旁门左道。而魏晋统治阶级之所以不能容忍大乘佛教，主要原因，乃是因为其“人人皆可成佛”之信念中，蕴涵着强烈的“众生平等”诉求。对于任何统治阶级来说，悠悠万事，其中“平等”这一件，当然最为他们所反对。因此，魏晋时代的佛教塑像中，主张现世报应、人皆可成佛的“卢舍那佛”，自然就十分的稀有和少见了。
而武则天之所以有一点平等的思想，首先乃是因为她是女性。北方少数民族无汉族一般歧视妇女之伟大历史传统，鲜卑北魏更是几代母后掌握大权，以至于造成北魏道武帝拓跋圭，以“子贵母死”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方式，来与自己的母系争权（见田余庆《拓跋史探》）。拓跋圭被逼得山穷水尽，竟出此下策，也可见鲜卑女人大大地厉害。唐初母系多鲜卑贵族，故初尚有此“女强人”之流风余韵，这也是武则天能够上台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一。
武则天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，而争论之焦点，则集中于她所发动的政治上的最大革命：这当然就是……
